经济观察家:美国经济学家霍伊特解读中国经济增长

2020年6月13日 | By ad最近的新闻大事min | Filed in: 探索.

  彼得·霍伊特(PeterHowitt)教授1946年出生于加拿大,1968年毕业于魁北克市的麦吉尔大学(McGillUniversity),获学士学位,次年于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学(UniversityofWesternOntario)毕业,获硕士学位。1973年他以“货币动态理论的研究”一文顺利通过答辩,获得美国西北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1972至1996年在西安大略大学任教,1990至1995年同时兼任蒙特利尔银行的货币和金融教授之职。1996至2000年任职俄亥俄州立大学(UniversityChairedProfessor)。2001年7月,他加入布朗大学经济系执教至今,同时兼任麻省理工大学、巴黎大学、拉伐尔大学、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图卢兹大学的访问教授。

  彼得·霍伊特教授的研究领域非常广泛,主要有货币经济学,失业理论和经济增长理论。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他主要研究货币和失业理论,九十年代之后研究增长和创新理论,在国际知名刊物上发表论文上百篇,出版六本经济学专著,其中与哈佛大学PhilippeAghion教授合著的《内生增长理论》一书是该领域的经典之作。

  ■央行想要稳定利率,如果存在超额需求,导致通货膨胀的压力,那么所采取的措施只会加强这种超额需求,使通货膨胀加剧。

  ■创造性破坏的破坏性的一面不只是微观的现象,实际上,整个经济都将蒙受损失,至少在技术进步的过渡时期是如此。

  ■出口劳动力密集型产品到国外,我不认为这是一个经济增长的长期政策,这是发展中的一个很重要的阶段。

  ■很多研究和开发是为了把国外技术引进中国特定环境而进行的,有些商业经营的方式可能在日本、法国或者美国行得通,但在中国行不通。

  ■我知道这种不平等是发展中不可避免的过程,但让我有些吃惊的是,中国经济增长中的不平等性有如此之大。

  彼得·霍伊特是应武汉大学高级研究中心主任邹恒甫教授的邀请来高研中心进行学术交流的。邹恒甫教授对我说,你如果想很好地采访彼得·霍伊特教授,你得想法引导他讲话,他是一个内向的人。见面不久,彼得·霍伊特告诉我,他是一个不愿接见记者的人,他从不接受记者的采访。我不知道彼得·霍伊特教授是在什么样的考虑下同意了我的专访要求,这位一心研究学问、性格有些内向,在国际经济学领域排名十分靠前的经济学家,在美国常常被一些记者追踪却不可得。

  2004年10月12日下午,在武汉大学EMBA中心,彼得·霍伊特站在自己深厚的经济学沃土上,与记者面对面,从货币经济学、失业理论、经济增长和创新理论等方面结合记者提出的有关中国经济问题,开怀畅言,纵横评点。访谈是从刚刚获诺贝尔奖的基德兰德Kydland和普里斯科特Prescott开始的。看起来,彼得·霍伊特好像很愿意谈起这个话题。

  霍伊特:我是美国东海岸布朗大学的经济学教授,去那里只有四年的时间。大部分时间我在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学。我的主要研究和教学领域是宏观经济学,很多年来我研究经济增长。所以能亲自来中国目睹快速的经济增长是一件乐事。我在增长领域写了很多文章,也为研究生写过这方面的教材。

  霍伊特:我很喜欢中国,喜欢这里人民的活力。人们工作很努力,很有活力,很友好。我也很喜欢中国的古代历史,这一定是你们很值得骄傲的地方。

  霍伊特:布朗大学经济系有很多中国学生,每年会有两到三个从中国来,我还没有亲自带过中国学生,但我希望有机会。

  记者:就在昨天(10月11日),瑞典皇家诺贝尔评选委员会把2004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颁发给基德兰德Kydland和普里斯科特Prescott。您作为一位来自美国大学的经济学家,能否为我们谈谈这两位获奖者,谈谈您对此事的看法?

  霍伊特:基德兰德Kydland和普里斯科特Prescott改变了全世界大学宏观经济学研究的方法。他们向传统的凯恩斯主义关于经济周期决定因素的看法提出了挑战。我和其他很多人在学生时代都曾经学习过凯恩斯主义,但是,基德兰德Kydland和普里斯科特Prescott让我们许多人改变了看法。

  凯恩斯主义认为,要保持足够的总需求存在问题,经济周期的低谷是由于需求不足,波峰由于需求复苏,经济周期的问题在于使得需求和供给相等。基德兰德Kydland和普里斯科特Prescott认为需求总是和供给相等的,实际上是供给条件总是随着时间变化,即生产力总在改变。我可以举一个例子,当石油价格上涨时,相当于生产力受到负面冲击,你必须付出更多的努力才能获得与原来相同的收入,因为进口石油的成本增加了。当出现新的发明时,相当于生产力的正面冲击,在给定资本和劳动力数量下可以生产出更多的产品。正是这种隐藏的供给方面的冲击因素导致了经济周期。一方面,货币政策不再那么重要,在基德兰德Kydland和普里斯科特Prescott之前,凯恩斯主义认为,人们认为货币政策通过规制最终产品和服务总需求的水平而起作用,当经济处于低谷时,中央银行必须降低利率来刺激人们增加消费。当经济在最大可能性情况下运转,因为超额需求而受到通货膨胀的威胁时,中央银行应该提高利率使人们减少开支。

  但基德兰德Kydland和普里斯科特Prescott不这么认为。他们说中央银行这样做是没有作用的。因为从来没有超额需求,也没有不足的需求,需求总是和供给相等的。当经济处于低谷时,是因为生产力较低,这时降低利率来促进消费不能解决问题。这是基德兰德Kydland和普里斯科特Prescott提供的一种全新的看法,并且被世界各国很多学者所接受,但仍有很多人认为这是一种后退而不是进步,因此这也是一个很有争议的话题。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基德兰德Kydland和普里斯科特Prescott确实改变了人们对宏观经济学的思考方法,即使那些自称为凯恩斯主义者,也比原来更多地考虑供给冲击。这一切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基德兰德Kydland和普里斯科特Prescott的研究。

  记者:您是否想到过普里斯科特Prescott会获奖呢?可以说说他的一些事情吗,他在明尼苏达大学执教多年,去年刚刚转到亚里桑那州立大学,明尼苏达大学现在是否有些遗憾?

  是的,很多人都认为他是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重要候选人,我也这么认为。我有些惊讶的是他这么快就获得此项殊荣,我曾经认为可能有些人会在他之前获奖。我总是会对发生的事情感到吃惊,我的预测能力不是很好。

  美国的教授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就是经常转校,他们通常不会呆在一所大学。普里斯科特Prescott在明尼苏达大学执教多年,之前他在匹兹堡的-梅隆。他与基德兰德Kydland的合作正是在-梅隆。他也在宾夕法尼亚、芝加哥大学工作过,现在在亚里桑那州立大学。美国教授从一所大学转到另一所并不少见。美国大学的经济系是很脆弱的,有时一个人因为个人原因离开,另一个人想着他都不在了,我也不想呆了;第三个人想,他们两个都走了,我也走吧。一下子,所有的人都走了。另一方面,亚里桑那州立大学的经济系正在发展,聘请了几位很有名的教授,不只是普里斯科特Prescott。我不清楚他转校的个人原因,但是他夏天仍然为明尼苏达的明尼阿波利斯联邦储备银行工作。他的生活方式十分令人羡慕,因为亚里桑那冬天很暖和,而明尼苏达夏天又很漂亮,他可以享受两个城市最好的时光。

  记者:从2000年开始连续四年,诺贝尔经济学奖都由美国人或在美国工作或学习的人获得,下一次还会是这样吗?您认为罗伯特·巴罗教授(武汉大学EMBA中心的联合主任)有可能获奖吗?

  实际上有很多非美国人获得了诺贝尔奖,基德兰德Kydland就是挪威人。确实很多获得诺贝尔奖的学者都在美国读书或工作,美国为他们进行经济学或学科的研究提供了良好的环境。我出生于加拿大,是加拿大人,职业生涯的大部分也是在加拿大度过的。八年前,我搬到美国,现在在布朗大学教书,我在那里的很多同事都不是美国人。(记者插话:希望您早日拿到诺贝尔经济学奖,因为您在您的研究领域是数一数二的专家。)谢谢!几年前,诺贝尔奖授予阿马蒂亚·森AmartyaSen,他是印度人,在美国学习过,并在印度、美国和英国工作过。大约十年前获得诺贝尔奖的詹姆斯·莫里斯也是英国人,长期在英国工作,当然还有几位瑞士人得奖。但正如你所说,大部分奖授给了在美国工作或学习的人。我认为主要原因是,那里的大学为经济学研究提供了很好的环境。

  经济学研究的每个领域都有很多人做出贡献,每个人都不可能单靠自己的力量取得成功。我认为大多数诺贝尔获奖者也赞成这一点,他们通常为某个科研团体工作,每个人在其中都做出贡献。所以被选上的人当然是非常优秀的,同时也有很多非常优秀的人没有被选上。有时很难清楚地分别哪些人应该得奖,哪些人不应该得奖。这也是我认为很难判断谁会获奖的原因之一,因为这有很多的可能性。认为某个人比另一个更好,实际上是很主观的。

  霍伊特:我对中国经济的了解不是很深。所知道的是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很快,正在从农业向工业化转变,有很高的投资额,近年受到通货膨胀的威胁也面临失业问题的困扰。中国加入WTO,将要协商汇率、人民币的重新定价问题等等。这些都是很粗略的问题,我了解的不多,也希望能加深了解。

  记者:中国现在还面临的是关于人民币汇率的问题,现在一些海外学者认为人民币应该升值。您对中国有什么好的建议?

  霍伊特:关于人民币是否应该升值,我想答案依赖于怎样来定义低估(undervalue)和高估(overvalue)。通常我们用购买力平价来衡量,在现行汇率下,一美元在美国可以购买的商品是否比转换民币之后在中国购买的商品要多,我想答案是很肯定的。对于大多数商品来说,相同美元在中国购买的商品要更多,我在中国的亲身经历也验证了这一点。尽管我在这里的经历很少,没有深入调查中国的消费者物价指数。但是做过这方面研究的经济学家得出结论,那就是用购买力平价来衡量,人民币相对于美元而言是低于应有水平的,从这点来说,人民币是定价过低了。

  现在的问题是应该保持人民币现有的汇率呢还是应该有所提高?我还没有深入研究,还不肯定。但是,可以确定的是中国现在的增长速度很快。新加坡、韩国、日本都经历了类似的高速增长的阶段,从初始贫穷的水平逐渐赶超上来,与此同时,大多数情况下出口也快速增加。我认为这里有很多原因,对于中国来说,在赶上其他国家经济水平的阶段,人民币的低价可以促进出口,所以对中国来说不是一个坏主意。当然美国人对此看法不同,不过这样对北美也是很有好处的。因为我们从中国进口很多廉价的商品,消费者可以从中受益。作为发展中的国家,中国也可以获益。

  我不反对保持人民币现有的价值不变,但我相信某个时候中国会对人民币重新定价。如果货币总是贬值,很有可能带来通货膨胀的压力。中国现在增长速度很快,不会有很大影响。但是到了某个阶段,应该会重新定价。

  记者:随着中国经济的对外开放和经济的快速发展,竞争激烈程度也在加剧,无论是本国企业之间,还是与国外企业间的竞争都是如此。您是竞争和增长的理论方面的权威专家,在目前经济高速增长的发展过程中,中国政府和中国的企业,尤其是那些正处于成长中的竞争力还不强大的企业应该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霍伊特: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是技术进步,采用新技术、新的经营方法、新产品、新的生产方法、新的分配方法等等。对于一个经济高速增长,赶超世界其他国家的国家来说,新技术的大部分(不是全部)来自国外知识和技术,最有效地吸收现金和技术的方法之一就是通过国外直接投资,并允许外国公司参与本国经济。因为它们带来了管理者熟悉的先进知识和技术,带来了商业经营的经验。这也是中国现在正在大规模进行的工作。

  外国公司的进入会带来两方面的结果:一方面中国可以学到很多,另一方面给国内企业带来很大的竞争压力。我知道加拿大20世纪50年代经济快速增长时,国外投资也带来很大问题。当时,加拿大的很多大公司由美国人经营,加拿大公司因此有很多抱怨,因为这些大公司给他们到来很大的压力。但是总的来说,加拿大的经济还是受益很大。拥有大规模生产的大企业把新技术引入经济,促使加拿大公司成长并且与加拿大本国以及世界其他国家企业相竞争。

  这也是中国现在正在经历的情况。经营与世界接轨,有助于学习技能和本国企业竞争力的加强。竞争中可能有些公司会失败,但公司会变得比没有竞争的情况更加成功。这就是市场经济作用的结果。对不能竞争的人来说可能不公平,但为那些可以参与竞争的人带来的是奇迹。从整个管理环境和政策来看,大多数人从竞争中获益,这就是竞争市场的运行方法。

  当然还要加强管理,否则那些想在竞争中得到保护的公司会因此抱怨。从经济史和产业研究可以知道,我在前几次课上也谈到,增加竞争可以刺激增长、创新和技术进步。没有竞争,就没有必要创新,没有发明新工作方法的必要。但在竞争的情况下,你做出改变,结果是每个人都会获益。因为生产力的提高最终会带来薪水和收入的提高。

  记者:前不久,我采访了来自明尼苏达大学的米歇尔·博俊(MicheleBoldrin)教授,他有一个很鲜明的观点,就是知识产权的保护太严了,影响了经济的创新和增长。您在这个问题上似乎和他有些分歧,可以谈谈您的看法吗?知识产权方面是不是真如他所说太严了,是不是应该放宽一些?或者理论上阻碍经济了增长,但现实并不是这样。您可以解释一下吗?

  霍伊特:我知道米歇尔·博俊(MicheleBoldrin)教授的观点是:美国的专利局应该废除。我不同意这一点,我认为有必要对知识产权予以保护,来鼓励人们创新,发明新的技术思想和产品。专利制度确实并不完善,但却是我们所知的解决问题的最好的制度。我同意美国的专利制度可能是有些过份了,给太多的物品专利,并且专利保护可能达到对创新造成伤害的程度。例如有些人可能会利用专利权来威胁那些准备参与竞争的人。比如你想生产一种和微软生产的类似的软件,你将面临被起诉侵权的威胁。你有可能获胜,但是你的法律诉讼花费可能很高,即使赢了可能也不值得,而这对微软来说没什么,微软是很富有的公司。这是过于严格的专利制度的一个弊端。

  还有一个问题是,对于一个依赖于进术的国家来说,发明新技术并不是很重要。他们可以利用其他国家已经采取而本国还没有引进的新技术,这应该也是中国很多产业面临的问题。中国有很大空间来学习其他国家已经掌握而中国没有的经营方法、生产产品和工艺流程。当然你为了获得技术所付的代价越高,发展就越困难。

  从经济发展史可以看出,落后国家要获得技术进步,首先是纯粹复制,然后有所创新,最后成为领导者,可以独立进行研究和开发。东亚四小龙是这样,例如韩国和日本,日本的产品最初劣质和廉价,经过转变,产品的质量越来越好,直到成为电子行业的领导者。人要先学会走才能学会跑,对一个学生来说,不可能一夜之间称为诺贝尔经济学家,你必须先学会其他人所作的研究成果,然后才能进步。一个国家的技术进步同样如此,甚至对于美国也是这样。我所居住的地方离十八世纪末美国工业产生地SladerMill很近。SladerMill是美国首家机械化的纺织厂。创办这家工厂的Slader先生,为英国的一家纺织公司工作,有法律义务不向别人泄漏该公司如何生产纺织品的技术秘密。后来他从英国移民到美国,违反了这个协定,创办了Slader纺织厂,这就是美国工业的开始。所以即使是美国也是从引进技术开始。

  知识产权的有力保护,对于一个处于高发展水平的国家有好处,对于低水平国家的某些产业也有好处,因为你想在这些产业中处于领导地位。但是从总体来看,在发展的初期,你更希望有一个比较宽松的知识产权保护的制度,这样,你可以很容易地获得别人的好主意。你最初复制它们,然后做的更好,最后可以达到世界技术前沿,这就是我的看法。

  五、央行想要稳定利率,如果存在超额需求,导致通货膨胀的压力,那么所采取的措施只会加强这种超额需求,使通货膨胀加剧

  记者:您早期有一个很有名的研究,即如果中央银行为稳定利率波动所做的努力过多,可能会无意间使重要变量发生波动,比如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中国目前正面临着这个问题,您可以向我们简要地介绍一下您的这个理论框架吗?

  霍伊特:这实际上是很早的理论,由米尔顿·弗里德曼在20世纪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提出。这种看法与宏观经济学中需求和供给协调有关。我相信中央银行在使需求和供给相协调方面有很重要的作用。如果央行想要稳定利率,如果存在超额需求,导致通货膨胀的压力,那么所采取的措施只会加强这种超额需求,使通货膨胀加剧。原因是通货膨胀的压力意味着人们原意花费的比经济能力所能够供给的要多。随着通货膨胀的加剧,如果利率保持不变,人们消费的意愿会更强。通货膨胀率越高,人们越愿意现在期购买消费品而不是等到未来,这就像火上加油。我在研究中发现,央行应该遵循的法则是,当通货膨胀率开始升高时,提高利率,并且提高的幅度超过通货膨胀率的提高。这就是“泰勒法则”。

  记者:您的另一个论断是,失业不是由工人自愿拒绝工作造成的,而是由于政府宏观协调失败,这是工人很难控制的。理解这种协调失败的关键是自我实现的预期。如果公司对未来销售的预期很差,他们会担心未来产品卖不出去而不愿意雇佣工人。由于缺少工作,人们的花费会相应减少,这样就进一步加强了销售的悲观预期。是这样吗?对于现在中国的失业工人来说,按照您的理论,他们别无选择。如果真是这样,政府应该做些什么工作?

  霍伊特:我认为失业总是伴随着经济快速增长的一个副产品,所以中国高速发展的同时存在失业问题并不奇怪。因为增长总是伴随着转变,新企业、新岗位的产生,同时有旧岗位的替换。经济增长总是有两面性的:创新和破坏,只要有增长,这两方面就会同时发生。当增长速度很快时,落后企业的工人发现技能已经不能适应新技术的发展,因此面临至少是暂时性的失业。有时对某些人来说这个过程是短暂的,他们可以很快找到新雇主和新工作,而另一部分人可能需要很长时间,尤其是老年人和非熟练工人,他们没有能力在岗位工作。例如,农业在采取更有效的规模生产后解放出大量的劳动力。如果教育水平较低,不能适应城市生活,他们很可能会觉得困难。

  政府可以采取什么办法呢?我认为某些情况下可能没有什么办法。当然,在转变中可以采取渐进的方式。另一个重要的方面是教育的进步,教育水平低的人一旦失业,就很难找到工作。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则容易适应新环境,找到新工作,整个经济和社会因此受益。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可能现在已经实行的是对下岗职工的再教育,这样,这些人就可以较快地接受转变。

  最后一点可以做到的是尽力鼓励新企业的产生,尤其是一些小企业。在一个很灵活的经济中,例如美国,失业当然也是一个问题,但因为经济比较灵活,很容易开办新公司,这个新公司有可能失败,但是你可以很容易地为这个小企业融资。这些新公司通常是新工作岗位的来源,可以吸收从落后企业解雇的职工,通常小公司可以提供很多新岗位。这些都是缓解失业问题的好方法。但在经济快速增长的过程中,这个问题是不可避免的,总有些人在找到工作之前的很长时间需要政府的救助。

  七、创造性破坏的破坏性的一面不只是微观的现象,实际上,整个经济都将蒙受损失,至少在技术进步的过渡时期是如此

  记者:在您的研究中提到过“创造性的破坏”,创造性破坏的破坏性的一面不只是微观的现象,实际上,整个经济都将蒙受损失,至少在技术进步的过渡时期是如此。当技术进步包含“广义目的的技术”(GeneralPurposeTechnology)时,这种情况更为明显。那么广义目的的技术真的会使经济蒙受损失吗,您可以以互联网这一广义目的技术为例说明这个问题吗,互联网时代,中国的经济是否受到损失?

  霍伊特:这是一个很难的问题。我当然认为互联网对整个社会结构(不只是经济生活)造成很大的影响,大部分是有益的影响,但不是全部。它将改变商业活动的方式,越来越多的商业活动通过电子方式进行,这样做的好处很多。

  例如在零售行、,购书、作旅行计划、买等等,从面对面的零售方式转变为电子方式,其中好处很多。例如我在网上搜索一本书的时候,立刻可以看到比我去过的任何一家书店多得多的选择,这确实是一项使整个社会受益的技术创新。现在知识更加可以无偿地得到,作为一个研究者,我发现自己做事的方式有了很大的改变,即使是相对于10年之前。那时如果我想知道谁作了研究、他们在某个领域作了哪些研究,那将是一个很费力的过程:去图书馆、查阅资料、写信、打电话,问他们是否可以寄给我一份文章,有时他们愿意、有时不愿意,而现在我可以从网上非常方便地下载任何我需要的资料。这是对经济有益的方面。

  当然,弊端是我们同时创造了一个虚拟社会,人与人之间通过互相发送电子邮件,浏览网页进行交流,这可能会带来不健康的发展。然而,互联网确实带来了很大的转变。作为一个研究者,我通过电子方式与世界范围的学者合作,这在以前是没有的。人们可以在家里办公,与办公室保持电子联系,可以很容易地在印度为美国的软件公司工作。互联网使劳动力得到更有效的分配,善于作某事的人可以在世界上任何地方工作,这可能会改变工业化对大城市的需求。以前的工业化带来城市化,总是设法离城市更近,现在地理位置变得不再重要。

  同时,这也有它的局限性,因为电子方式的交流与人与人之间面对面的交流是不一样的,否则大学里教授的工作就会变得荒废。如果不是这样,介绍经济学原理的最好的教授就会向全世界以电子方式授课,人们以电子方式听课,这样一个人就可以满足全球对经济学讲座的需求。但我不认为你能从中获得的知识与面对面交流时获得的同样多。一方面,你没有当面提出问题和解答问题的机会,另一方面,当面交流时你大脑的化学反应、整个身体的反应都会有所不同。所以总会有促使人们集中于城市的力量,但是这种力量比以前小了很多。

  由于这个过程中会出现劳动力从采用旧技术的部门向采用新技术部门的转移,有可能提高失业率。我用熊彼特模型度量了美国的数据,发现从引进使研发能力增加50%的广义目的技术到总生产率达到两倍,会在持续大约20年时间内使人均GDP水平降低。因此熊彼特增长理论可以部分地解释为什么20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生产率增长会放缓。

  短期看来,正如新古典Solow和Swan模型所述,人均产出的增长率可以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依赖于资本的深化率(单位有效劳动力的资本增加),另一部分依赖于技术进步率。技术进步是影响经济长期增长的唯一因素,因为单位有效劳动的资本数量在达到长期均衡值后会停止增长,但是资本深化是经济转移动态的占优因素,它可以持续很长时间,并且通常与技术进步的方向相反。

  八、出口劳动力密集型产品到国外,我不认为这是一个经济增长的长期政策,这只是发展中的一个很重要的阶段

  记者:中国现在的产品主要是低端的劳动产品,出口劳动力密集型产品到国外,卖很低的价格,您所说的技术创新就是指产品的技术含量应该提高。中国现在的一个观点,出口这种低价格的产品有很强的价格竞争优势,可以占有市场份额,这是否是长期的做法呢?我们是否应该用技术创新来提高产品的技术附加值?

  霍伊特:出口劳动力密集型产品到国外,我不认为这是中国经济增长的长期政策,这是经济发展中的一个很重要的阶段。日本40年前经历了类似的一个阶段,那时,日本的产品也是劳动力密集型的,很便宜,质量也比较低。中国也处于这个阶段,销售的很多商品比较廉价,并且是劳动力密集型的,但质量很好。

  我认为采取多样化的发展策略很重要,可以在不同的阶段得到发展,使产品质量逐渐提高,资本密集型加强。这是很有必要的,因为为了使人们从经济增长中获益,工资必须提高。随着工资的提高,必须在生产中使用资本密集型更高的方法才能与世界经济竞争,这只有和创新结合起来,才能站在世界技术前沿,生产出最好的产品。必须做出转变,从复制转向创新,从劳动力密集转向资本密集,从常规性工人转向技术工人。这些转变不是长期政策,但却是长期政策的一部分。

  九、很多研究和开发是为了把国外技术引进中国特定环境而进行的,有些商业经营的方式可能在日本、法国或者美国行得通,但在中国行不通

  记者:宏观经济分析中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不同国家之间收入差异分析。我知道您采用多个熊彼特模型来解释跨国经济收敛的趋势,假设一国某部门厂商发明一种新的中间产品,该产品的生产率由世界创新导致的技术前沿决定。只要一个国家有足够的积极性并保持创新,那么它总会加入收敛俱乐部,即它的增长率会收敛到其他成员国的水平。这种收敛的运行机制就是技术转移,即技术进步率等同于创新的频率和规模。技术转移的一个必要渠道是研究与开发,您认为,如果一个国家不进行研发,将不可能有创新,经济就不会增长。您对中国的经济增长和技术创新有哪些建议?在目前的情况下,技术创新对中国的究竟意味着什么?

  霍伊特:对于中国来说,很多部门还是依赖技术进口促使技术进步,通过国外直接投资的方式,向国际贸易开放,进行研究与开发。很多研究和开发是为了把国外技术引进中国特定环境而进行的。因为语言、习俗、消费者偏好、工人预期等等的差异,有些商业经营的方式可能在日本、法国或者美国行得通,但在中国行不通。所以在复制其他地方实行的方法时往往会遇到障碍,这些问题必须得到解决。研究和开发就是为此而作,来解决经营中遇到的问题,更有效的经营商业。

  所以我认为技术创新的政策之一就是研究和开发。当然教育也是其中的一部分,如果没有掌握技术的科学家、工程师,就不可能作更多的研究和开发。商业教育也很重要,因为没有足够的商业教育不可能使国内的管理者成为获利的竞争者。这些因素和开放的国际贸易和国外直接投资相结合。我相信这些正在中国发生,这也是中国经济得以快速增长的因素之一。

  十、我知道这种不平等是发展中不可避免的过程,但让我有些吃惊的是,中国经济增长中的不平等性有如此之大

  记者:在此之前,您一定通过其他途径对中国有一些了解,现在,您看到的和您所想象的中国有区别吗?

  霍伊特:我知道中国相对于北美来说还是比较贫穷,但是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提高得很快,是世界上增长率最高的国家之一。中国在这个阶段的经济增长也是世界经济史上增长速度最快的时期之一,我确实感觉到了这一点。但是我觉得这里还存在很大的不平等性,这令我吃惊。我看到很多富有的人,生活得非常舒适,和美国很多富裕的人一样。同时我也看到很多很穷的人,例如农村的农民,和城市的一些居民,过着很简朴而不舒适的生活。我知道这种不平等是发展中不可避免的过程,但令我吃惊的是,中国经济增长中的不平等性有如此之大。一部分人从增长中获益巨大,另一部分却人获益很小。我吃惊的另一点是,无论我走到哪个城市,到处都在建筑施工,我从来没在世界其他地方看到如此大规模的工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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